丞相自秦汉以来便是百官之首，其职能远超单纯的政务执行。丞相的日常职责包括总领国政、任免官吏、制定律令、管理财政，其属官如长史、参军等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尚书台的行政体系，使得丞相府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，丞相一职更成为其架空皇权的工具，通过开府治事吸纳谋士、将领，形成霸府政治。这种集权模式在诸葛亮去世后被刻意终结，蜀汉不再设丞相，既是对其个人地位的尊崇，也是权力分散的必然选择。

与丞相的稳定性不同，大都督更多是战时临时设置的军事统帅，其权力高度依赖帝王授权。东吴的周瑜、陆逊等人虽被后世称为四大都督，但严格而言，孙权称帝前仅能以督的名义任命前敌指挥官。真正的大都督需具备假黄钺的象征，即代表帝王行使生杀大权，可节制诸军。这一职务的临时性体现在其事毕即罢的特点上。都督与大都督存在本质区别：前者常设于地方军区，后者则是全国性军事总指挥。

丞相与大都督的互动往往折射出政权内部的博弈。曹魏初期刻意虚化丞相，改以尚书台分权，却导致司马懿通过大都督身份逐步掌控军队；蜀汉则相反，丞相的至高地位使其能够统筹内外，但诸葛亮死后，蒋琬、费祎等人不得不以大将军、尚书令等职分割相权。东吴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孙权通过频繁更换大都督人选（如吕蒙接替鲁肃、陆逊替代吕蒙）防止军权固化，同时以丞相顾雍等文官制衡武将。这种文武分途的设计虽避免了个体专权，却也埋下派系斗争的隐患，最终吴国因权臣倾轧走向衰亡。

从制度演变看，丞相的消亡（如曹魏废相）与大都督的虚化（如晋代设为荣誉头衔），揭示出君主对绝对权力的追求。然而三国经验表明，过度集权会导致行政僵化（如蜀汉后主时期的宦官乱政），而过度分权则引发军阀割据（如曹魏后期司马氏崛起）。二者的存在本质上是帝王在效率与安全之间的权衡——丞相提供治理稳定性，大都督保障军事灵活性，二者的此消彼长恰是乱世政权存续的生存法则。